FB体育支持“暂停”者认为，眼花缭乱的“改革”“创新”本质上是形式主义作祟，应该少折腾，还教育一片安静的天空。赞成“改革”与“创新”者表示，教育的底层逻辑已经改变，学校教育体系依然大部分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才是今天的教育质量整体不足和教育焦虑的根源，而建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关键在于创新。

　　小新君赞同后一种说法：今天的学校教育，我们仅有“爱与常识”的情怀是不够的，还要有把“爱与常识”化为学生全面发展，落实于新时代、新环境、新目标、新课堂中的系统性能力。正如李镇西老师文中所说——“教育要指向人的发展与幸福；要成为人与人心心相印，而不是人与分斤斤计较的地方；要让教师喜欢教书，让孩子迷恋学习......”是的，在新的社会变局下，刻舟不能求剑，恰恰更加需要的是对教育生态的结构化改革和系统性创新。

　　从教育发展史来看，真正的改革与创新从来都是难的，比例从来都是少的。今天的中国教育现实，全国各地走通主动转型、系统创新之路的学校目前依然是少数——我们认为，中小学教育迫切需要脱离应试体系下的路径依赖，真正回归“教育第一性原理”，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积极展开着力于“冰山下”的，而非形式大于内容的有效变革。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国数十万所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现实条件纷繁复杂，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适用于同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节奏，但没有一所学校不需要自主进阶的小步快走。

　　当前阶段，教育能暂停“改革”与“创新”吗？我们认识到，不能！小新君同步整理了近期部分教育学者的观点，与李镇西校长的“暂停论”商榷。

　　今天的大多数学校，都还在沿用过去工业时代的传统教育模式。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教育的“七盏灯”（教育目标、教育者、组织、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空间、教育评价）却几乎没变，这正是教育引发焦虑的根本原因。

　　当前全球的教育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传统流水线式的知识技能传授，转变为关照个体差异的基于每一个人成长体验的核心素养培育。

　　但这个教育目标要真正落地，需要探索如何转变教育者的观念与行为，如何重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如何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学习空间，还有如何让隐藏在冰山之下的组织系统能够托举起新的文化生态，当然还需要评价体系的调适让变革始终走在目标轨道上。

　　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更迫切的焦虑还在于，从小到大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根本没办法应对真实的社会需求；职场上急需要的能力和素养，学校里又没有教。

　　因为今天这个日益不确定的时代，对教育提出的需求已经变了。它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是能够面对时代的不确定性，具有强大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终身学习者。

　　比如，教育工作者必须成为终身学习者，他们不仅传递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更要培养面向未来的能力和素养；学校组织结构，应该让每个孩子被充分关注；学习方式要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评价方式也要变得多元化，转向评估学习者的综合能力……

　　今天，世界各国已经涌现出大量的创新学校，它们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同样，中国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小微学校、富有创新特色的民办和公立学校、以及采用“线上+线下模式”的新型学校等等。

　　轰轰烈烈的创新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比如，只有形式上的创新，却没有逃脱应试教育的本质。有一些学校，尽管引入了STEAM、PBL这样的课程和教学法，活动时段搞得热热闹闹，而更多的课堂教学都已经在传统教学的轨道上，学校教育两张皮现象比较严重。

　　首先，只有课程变了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创新学校。无论什么样的创新教育样态，最关键的是课程是否变了。课程的改变，不是加几门茶艺课、STEAM课程，而是整个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唯有课正发生了变革与重构，才是教育理念上的彻底颠覆。

　　还有，必须重视学校的师生关系。教育学，首先是关系学。如果一所学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构建好，那么教育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没有重要的关系，就不可能展开有意义的学习。

　　“创新”总是与“改革”连在一起，让教育有了进步的力量。但我们也必须警惕，一些所谓的改革和创新名不副实，实际上是伪创新、假改革，本质上是瞎折腾。

　　什么才是真创新？创新有两个关键特征，即新颖性与有用性。新颖性指与众不同有新意，有用性指有社会价值，后者更为重要。

　　按照这两个标准衡量，一些所谓的改革与创新，离创新的本质相去甚远，根本算不上创新。有的是没有实质内容，主要是文字游戏，新瓶装旧酒，不具备新颖性；有的尽管具有“新颖性”，但是违反教育常识，违背教育规律，劳民伤财，不具备“有用性”，实为“伪创新”“真折腾”，基层教师对此深恶痛绝。

　　一是无知者无畏。如有些人认为与众不同就是创新，而创新必然都是好的，对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并没有深刻认识，对伪创新的危害没有深入认识，无知导致无畏，结果什么样的主意都敢拿，什么样的事情都敢干。

　　二是为迎合上级。上级尤其是政府部门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学校无奈只能去为赋新词强说“新”。有的学校认为，创新就是不一样、就是变化，至于该变不该变、变了之后利大还是弊大，暂且不管，先变了再说，这样就可以给上级交差、向外界宣传。

　　三是同行压力和从众心理。别的地区、别的学校都纷纷抛出自己的特色与创新，又有新概念又有新框架，又有图表又有数字，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自家什么都没有，感觉不好意思，也只能随大流“整”一个。

　　四是教育成效的缓释性。在教育领域，即使推行的是伪创新、假改革，让学生吃了“教育改革的假药”，也不会让学生立刻出人命，这就给“浑水摸鱼”留出了一定空间。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个物种一旦形成，就不会有变化，一旦外部环境和以前变得不同，整个物种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就会走向盲端。这个时候，那些不再沿着主干走，主动或者不小心“走了岔道”的个体却活了下来，并开辟了物种的进化之路。这个岔道在生物学意义上，叫做“侧枝”。

　　在生命进化史上，鱼的一个侧枝成为爬行动物，爬行动物的一个侧枝成为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一个侧枝成为灵长类，灵长类的一个侧枝成为直立人，直立人的一个侧枝成为智人。我们人类诞生于不到20万年之前，如果生物演化没有基因突变，只有盲端没有侧枝，地球就不会有这样的生命奇迹。

　　我们知道，企业界的竞争是很残酷的，一家企业由盛而衰的速度往往很惊人。分析这些企业失败的原因，看得见的是技术层面，看不见的是组织层面。

　　有一本书《创新者的窘境》，将组织层面的原因归为“价值网”，这个价值网是一种结构，我的理解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能限制生产力的发展。

　　当一家企业成功的时候，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系统，为的是保证原有的技术持续高水准的输出。然而一旦市场有变，需要有新的技术，原有的这套系统就不能适应新技术，需要打破。

　　问题是，这套系统一旦生成，自身会扎根，不会轻易被打破。而且，外部市场的变化通常是渐变的，如同温水煮青蛙。

　　新东方俞敏洪曾经说，宁肯死在改革的路上，也不死在成功的基因里，就是对于这一点的洞察。这套系统就是价值网。睿智的中国古人早已用一句成语来描述这一规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蚂蚁是高度社会化的生物，令人惊叹的一点是，蚂蚁个体的智商很低，群体的智商却很高。一个蚂蚁群体，常常有多达几十万、数百万只，各有分工，统一行动。当发现食物来源时，成群结队的蚂蚁便会一齐出动，将食物运回蚁巢。

　　生物学家发现，总是有一些蚂蚁不随大部队出动，而是随机到处乱兜，生物学家称之为“懒蚂蚁”。这些懒蚂蚁其实并不懒，他们并不是不去搬运粮食，而是去探索食物来源，一旦发现，便立刻向总部报告。这样，当一个地方的资源被消耗枯竭的时候，整个蚂蚁集团军便不会面临断粮的风险。

　　在生物演变过程中，基因突变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基因突破，物种就不会有进化。基因突破是随机的，那些适应环境的基因会被保留下来，并遗传下去。当然，也正为基因突变是随机的，所以成功率很低。成千上万的突变有一个能成功就很不错了。

　　真实世界里的创新同样面临很大风险，但是与基因突变不同，创新有一定的方向，并不完全随机，因此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虽然大部分的创新仍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即便一家企业处于顶峰，不断地组织一些创新小分队，探索不同路径，如同蚂蚁军团那样，盛时常作衰时想，应该是合理的路径。

　　教育创新绝非易事，因为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或者说首要因素便在于作为教育创新主体的校长与教师有没有获得“解放”。换言之，解放校长与教师是教育创新的首要前提。大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

　　解放校长与教师的大脑，就是要解除禁锢校长与教师大脑的思想枷锁，为教育创新提供宽松的思想环境。

　　教育需要培养创新人，培养创新人的教育自身就需要创新；创新既是校长与教师的权利，更是校长与教师的责任；具有创新意识乃是校长与教师的必备思想条件——这些属于教育基本常识的思想认识，理应成为迈向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校长与教师的普遍共识。

　　因此，假如真要鼓励教育创新，而非叶公好龙，那就需要打消校长与教师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必要顾虑，营造有助于校长与教师不断增强创新意识的思想氛围。

　　解放校长与教师的手脚，就是要解开束缚校长与教师手脚的制度上的绳索，为教育创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解放校长与教师的手脚与解放校长与教师的大脑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解放校长与教师的大脑更重要。事实上，就现实状况来看，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校长与教师即使有了创新意识，即使很想创新，往往也会因种种不合理的清规戒律的限制而无法付诸行动；有时即使鼓足勇气尝试创新，往往也会因不合这些清规戒律而被叫停甚至被追责。于是，按部就班苟且过、不越雷池一小步便渐渐成为许多校长与教师的基本选择。

　　因此，假如真要支持教育创新，那就有必要对有关教育的成文的规章制度与不成文的规则规范来一番全面清理，把束缚校长与教师手脚的不合理的清规戒律清除出去，同时添加有利于校长与教师放开手脚积极创新的内容，让一切有志于创新的校长与教师大胆想象、勇于尝试、大显身手，把创新转化为创新行动。

　　解放校长与教师的心态，就是要解脱扰乱校长与教师心态的评价羁绊，为教育创新提供积极的评价支持。

　　评价是一种手段，科学且人文、合理且合情的正常评价可以促进教育的顺畅、健康发展，即所谓“以评促教”。但不知从何时起，对于教育的评价几乎被全方位地异化了。各个方面、各种类型、各种级别的评审、检查、评估、验收、鉴定等等层出不穷、接踵而至，名目多得让校长与教师眼花缭乱，频率高得让校长与教师手忙脚乱，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麻烦的问题在于，这些评价活动对校长与教师的心态具有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不仅耗去校长与教师太多的宝贵时间与精力，而且在同行竞争愈演愈烈、“马太效应”十分明显的今天，让校长与教师，尤其是校长对所有评价活动都不敢怠慢、都要去应付，且很难完全不在意乃至不计较评价结果。这种不敢怠慢的心理、这种在意和计较的心理持续作用的结果，很难不催生乃至强化功利追求之心、心浮气躁之态，而这恰恰是教育之大忌。因为，这样的“心”与“态”使得校长与教师很难心无旁骛、凝神聚气地思考与解决真实的教育问题，尤其是琢磨与推进教育创新。

　　在教育创新内容上，表层的创新花样翻新很多，但缺乏底层的创新——如果把学校看作一部手机，我们缺乏底层操作系统的整体升级，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各种新的App。

　　什么是学校的底层操作系统呢？就是支撑学校朝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尊重人的成长规律，更加为了培养健全独立的人的方向运行的那些基本要素、模块和机制。

　　学校创新中的另一个问题也跟底层创新缺乏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很多学校都在寻找拿来就可以用的成型模式，对一些涌现出的创新典型，也抱有拿来就可以用的期望。事实上，任何体系化的创新从萌芽到成熟，到具备复制的能力，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而最终是否会具备这样的复制能力，关键也是看它的底层核心模块是否真正发育成熟，是否已达到可以迁移生长的阶段。

　　学校底层操作系统的创新还在于，把学校从一个管控系统改造成一个内生系统，为每一位教师的发展助力，让学校内部有多层级、多点位的创新主体和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使学校成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呼应，内部互联与内外互通的创新生态场。

　　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创新，学校的各种创新越多，可能会让教师越被动，体会不到创新的乐趣和价值，而是“被创新”，使得学校的各种创新也难以持续，我们需要首先把学校变成“创新友好”和“创新支持”的机构，当然，这里面不仅仅是学校自己的事，更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事，包括带有行政色彩的教研部门。

　　在方向上，除了直接开发新的课程去培养各种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外，首先需要确保的是，学校是保障每一个人学习权利和成长福利的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精于赛道设计的升学竞技场。一所学校，无论有多耀眼、多前沿的课程，这才是基本点。外部加予给学校的功利性、应试的压力，或许不可避免，但学校不能再去加倍地自我功利化，而应尽可能想办法如何去缓冲，去化解，去平衡，去“高位解决”这个问题。

　　这或许是学校面临的最大挑战，需要决心，也需要能力和智慧，更需要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作为，尤其是在供给、评价和督导等方面，不要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问题回避者”，要共同成为“问题解决者”。

　　前不久，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简称HTH）的教育创新？这样的教育有可能成功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HTH的教育创新既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是一个复杂的教育现象，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草率的、不负责任的。判断一件事情成功与否应该有一定的标准，既有即时性标准，也有历时性标准，前者是就当下效果进行评判，后者是从时间维度去衡量。

　　应该说，HTH创办20余年来，其教育改革在今天看来是成功的，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根据相关报道，这所学校所取得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世俗的评判标准来看，HTH学生的平均成绩比地区平均水平高出10%，大学录取率达98%；二是社会评价较高，世界教育创新峰会（The 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简称WISE）将2019年度教育奖（被BBC誉为“教育界诺贝尔奖”）颁发给了该校创始校长拉里·罗森斯托克（Larry Rosenstock）；三是受到各方面的认可，如纪录片《极有可能成功》就是对HTH教育改革进行的报道，除各类媒体的广泛报道外，学校还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肯定，如比尔·盖茨称其为“每一个美国孩子都为之向往”的创新学校。这些都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间接评价。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就是这所学校自身在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校区，增加学生数和教师数，目前已发展成为由加州16所公立K12学校组成的教育网络。这个维度更有说服力，说明老百姓对这所学校的认可度很高。

　　首先，教育创新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学校都要开展颠覆性教育改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技术不断迭代更新，身处其中的我们都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加速度”，因此，教育创新是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学校教育改革也是大势所趋。改革至少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颠覆性的，如疾风暴雨，摧枯拉朽；第二种是渐进式的改良，这类比较常见；第三种是点缀式的改变，如蜻蜓点水，通常改变不大，也比较泛化。我们不能强求所有学校都去创新，尤其不能要求所有学校都搞颠覆性的教育改革。因为颠覆性的教育改革虽然具有一定的思想引领作用，但风险度也非常高。这类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打破既有秩序后能否有效建立起一种新的且行之有效的秩序。

　　HTH的教育创新就是一种颠覆性的教育改革。学校改革的力度非常大，教师不是以学科而是以项目来组织教学，学生根据项目的需要学习相关学科知识。这就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项目设计能力和驾驭能力，否则很可能导致整个教学秩序的混乱。因此HTH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校长的管理水平和办学能力以及教师的专业素养等都很关键，学校选聘的教师有些原来并非从事教师职业，其中有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等，此外学校对教育资源的调度和整合也很重要。而这些都是很难复制的。

　　其次，对教育改革成效的检验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进行长程考量、科学评价。教育改革结果的呈现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而且有的时间还比较长，其成效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未来是学生需要直面的考卷，也是学校必须回答的课题，因此，衡量一所学校的教育改革是否成功需要历时性考察，应该经过长时间观察，进行延时评价。从科学严谨审慎的研究角度来讲，有时候需要通过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来检验和判断一项改革举措的成效如何。

　　最后，判断一项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并非固定的、唯一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896年在芝加哥创办了实验学校“杜威学校”，1904年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关闭。在一些人看来，他的教育实验失败了；但是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以及“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等教育观，却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改革，也影响了我国很多学校、很多人，包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我们能说他的改革不成功吗？因此，我们要从多角度去判断教育改革的成效，而非仅仅依靠一些外在形式和暂时表现。